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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高校毕业生为何热衷“上岸”?

admin 2023-5-10 16:18 272人围观 商业智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方洁(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翁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科研助理),原文标题:《“上岸”偏好:一流高校毕业生走向体制内的就业选择——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摘要:


在后疫情时代,一流高校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意愿与行动力不断提升。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网络民族志观察和对18名一流高校毕业生的深入访谈,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探究当前青年“上岸”偏好与背后缘由。


研究发现,一流高校毕业生进入体制内的就业选择呈现出职业规划缺乏、就业路径依赖、权衡利弊取舍、自我实现赋能等不同类别的出发点。“上岸热”的就业现象既源于个体对资源价值与自身特质的预判与评估,也是社会制度下行动结构与行动后果合力作用的结果。突破青年就业的困境,除了广大高校毕业生的个体努力外,国家、大学与社会应从结构层面为大学生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


一、问题提出


名校毕业生是高考的优胜者,高等教育金字塔尖的成功者。他们的就业选择与求职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中国年轻一代的未来发展走向。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受阻,自动化取代工人,经济趋于衰退,就业环境发生剧变。中国大学生早已不是计划经济时期“包分配,吃皇粮”的“天之骄子”,他们需要面对每年毕业季的“寒冷”夏天。


疫情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和经济衰退让中国大学生在就业时趋于保守。相比四五年前,更多应届大学毕业生在第一次就业时选择了公务员、教师等看起来收入稳定、就业体面的“铁饭碗”工作。当代青年群体喜欢用“上岸”一词指代进入体制内的工作选择。从更为宽泛的角度,进入体制内工作既包括考编、考公,也包括进入国企等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作为高考的胜利者,通过考公、考编类的考试进行人才筛选的就业选拔形式成为“做题家们”的顺势选择。2023年国考的总报名人数突破了250万,竞争最大的岗位报录比超过5800∶1[1]。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一流(指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高校毕业生在后疫情时代选择走向体制内?其背后折射出哪些层面的影响因素?本文试图借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探究这些精英学生个体就业选择之下的社会结构,为破解后疫情时代我国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困境,进一步优化我国青年就业结构建言献策。


二、文献回顾


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是高等教育的三大职能。高等学校自诞生之初就承担着培养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责任,是推动青年就业与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在后疫情时代,这群青年群体的就业选择开始呈现出新态势。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成为青年就业问题中的一大研究热点。


首先,就新形势下青年的就业现状而言,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呈现出诸多困境。根据国际组织的调查分析,由于新冠疫情下的经济低迷、科技带来的新挑战以及高等教育回报率的下降,当前全球青年的失业率偏高、就业质量堪忧[2]就国内青年的就业状况而言,有研究追踪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以下简称“CGSS”调查)在2006—2021年的统计数据,发现15年间我国青年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但就业质量在总体上却得到了提高[3]


也有学者进行了切片研究,选取2017年“CGSS”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青年的整体就业情况不容乐观,青年失业问题突出,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在内的个体因素和家庭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等在内的结构因素显著影响了青年的就业行为[4]我国青年在就业过程中也出现诸多新现象,如从“内卷”到“躺平”[5][6],出现“平台化”“去中心化”等新的就业新形态[7],这其实都是新形势下年轻一代就业者面临越来越多的就业困境和难题后的外显表现。


其次,我国高校青年走向体制内的就业选择热潮引发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青年失业率高,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难造成的人才浪费是当前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8]。尽管青年就业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依旧严峻,毕业后有相当比例的学生无法从学校顺利过渡到就业市场[9]


在疫情影响下,“考研考编热”的就业现象在高校毕业生群体中加剧[10],体制内的工作岗位成为“旱涝保收”的职业代名词[11]。近年来,甚至涌现出“名校硕博士下基层”的就业热潮[12]。“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成为后疫情时代青年就业选择的代表性话语[13]。这些现象背后暗含着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群体对于进入“体制内”的狂热与追逐。有研究调查并分析了全国19所高校的大学毕业生在疫情前后的就业情况,发现疫情带来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让大学生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比例显著提升[14]


本文关注后疫情时代一流高校毕业生的“上岸”就业选择趋势,分析他们在进行择业与就业时的认知与心态,并尝试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对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与困境形成的因素进行解释性分析。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方式获取研究资料。根据研究问题,本文将豆瓣某小组作为研究田野。该小组聚集了来自国内双一流高校的广大学子。研究者在该小组中进行了超过6个月的参与式观察,采集名校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的个体经历和社会感知。本文中所有的研究对象,包括豆瓣小组成员和被访者均采用化名。


田野初期(2022年6月)主要是熟悉该小组的组织规范、文化氛围和日常互动情况,对于不同的讨论分区进行初步浏览。田野中后期(2022年7—12月)深度阅读与求职就业话题相关的发帖内容,并对讨论情况进行深入追踪与详细记录,以了解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和不同背景的成员“上岸”偏好及其行为处境。


由于网络社区的虚拟性和匿名性,小组成员能够更加真实、大胆地书写和分享自身经历,剖析内心想法[15]。在对豆瓣小组进行参与式观察的基础上,本文将一流高校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就业的现象进行摘录与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了访谈提纲。


为了研究的深入性,本研究于2022年12月到2023年1月期间,通过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的方法,选取了18名双一流高校的毕业生(女性9人,男性9人)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见表1)他们均在毕业后选择在街道、中学、高校、研究所等体制内单位就业。


研究者在访谈前会告知受访者研究目的和访谈文本处理方式,受访者均表示知情同意。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长约为45~60分钟,主要在线上观察所获取的数据基础上进行追问,以便对一流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及其背后的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为了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和文本来源呈现的直观性,统一按照“入职年份-编号/性别-编制类型”的范式对被访者进行编号。



四、就业选择:迷茫、顺势、取舍与追寻


进入体制内就业是拥有“上岸梦”的众多高校毕业生们的理想归宿,但不同的个体进入体制内的初衷是否一致?他们出于哪些动机选择了考公考编?本文发现大部分毕业生的求职道路充满了迷茫、趋同与权衡的纠结与拉扯感,少部分的幸运者较早地明晰了职业方向。


1. 迷茫:职业规划的缺乏


不管是豆友(对豆瓣社群成员的简称)还是大部分的被访者,“迷茫”是就业过程中最高频率出现的状态。对于当代的大部分高校学生而言,他们在入学之际,甚至临近毕业之时缺乏职业规划与人生规划,这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择业的仓促与被动。


当向受访者询问“刚入学时,您想从事什么工作”时,得到的回答通常是“没有想过要干嘛”“没有具体的工作规划”。有顶尖名校的毕业生甚至这样剖析自己:


(选择体制内就业)我觉得是一种保守和惰性,就是在思维上具有懒惰性,对人生的整体构想认知不高。”(2019-2M-国企)


很多象牙塔里的高校学生不曾触及“外面的世界”,而通过考试进行的选拔是他们从学校过渡到社会的一条优势渠道。


“其实从本科到硕士阶段,一直到我报名考试的时候,我都没有明确地想象会当公务员,可能我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比较欠缺,也没有去实习,多做尝试,只是完成常规的学习任务。现在的工作其实是考上了,也在家门口,就来了。”(2022-14M-公务员)


当然,求职时的迷茫不仅源于无助,也可能是由于缺乏目标后的四处碰壁所致。豆友Adore在刚进大学时并不曾明确未来的职业规划,但排斥教师这样“拿这么点钱又那么累”的职业,经历了两轮考研失败后,她开始关注考公考编,由于机缘巧合考上了当地初中的教师编制。“反正钱多,离家近,总得占一个。教师编的话,工资在我们这个地方相对还行,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少,还能接受,我就报考了。”


Hooshot则表示,“我的就业方向可能是通过排除法确定的,就是了解自己不想干什么,才确定想干什么。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没有特别明确的就业方向,就想着先考研。然后读研的过程中也不想再进行科研,于是就打算回家走选调,干体制内比较稳定的工作”。


2. 顺势:就业路径的依赖


尽管岗位相对固定、竞争难度逐年加大,但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还是将进入体制列为就业选择的第一梯队。在2022年“双减”新形势下,原先在教培行业就业的教师们也加入了考公考编大军。“上岸”已经成为了这些高校毕业生不谋而合的共识。这种“上岸热”下的趋同行为,往往受到高校毕业生就读专业的选择限制或决策推动。


首先,“过来人”的成功经历或是经验教训,让毕业生在有限的信息中对就业前景有了初步的预判。


“我们学院的话,之前当辅导员的人其实挺多的,一个班估计三分之一或者更多的人会去。我们这届的话30多个人,大概三分之一去读博了,三分之一去中小学了,剩下的人去选调了,基本全是进体制内工作的。”(2022-11F-事业单位)


其次,文科类毕业生就业渠道的相对狭窄让很多名校本硕生选择通过应届选调或者国考进入体制。豆友Savanna本科在一所“211”高校就读英语专业,她求职之际正值疫情暴发之时,一方面考试的时间被不断更改、延期,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体制内的考试竞争,这些都让她的录用难度成倍增加。由于专业的限制,她只能报考“三不限”岗位,与成百上千的应届生和往届生一起争夺一个最终只录取一人的工作岗位。


幸运的是,在历经三年漫长的等待,自我怀疑甚至崩溃的瞬间后,她终于成功“上岸”。不同于高考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轻松胜利,成年后这场漫长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求职竞争已经让她耗尽了心力。“运气和实力缺一不可。”她最后这样总结自己的考公经历。


最后,对于某些专业或是高学历的名校毕业生而言,进入体制内工作是一个顺势而为的小心跳跃。


“高校科研岗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我在一个体制内工作,有编制,但我内心的不确定性还是很强,并不觉得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很多博士在找工作时会一直盯着自己会的这点东西,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别的工作的。我有时候会觉得太限制自己了,就是害怕不熟悉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还有就是对过去的一些东西、做出的成果放不下。”(2022-18F-事业单位)


3. 取舍:权衡利弊的抉择


不同于前两类在规划缺失或是选择局限情况下做出的体制内就业选择,有一部分被访者透露出了明显的前置性就业偏好,只是在多维度的综合考虑下最终选择了进入体制。“我其实刚开始一心想进企业,觉得体制内太稳定了,没有太大的提升空间,去企业的话还可以拼搏奋斗一下。”在本硕期间,受访者小Q去过外企、私企,还当过口译员,但这些实习经历都没有给她留下正面的印象和良好的就职体验。


在即将入职一家规模不小的私企之际,由于对用工制度、工作内容和职场关系的不满,以及出于对经济形势下行的顾虑,她最终选择在试用期逃离了这家互联网公司,转而回归当初最为抵触的家乡,选择到曾经就读的母校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与此类似的,有受访者对进入体制内就业的选择进行了复盘。


“我觉得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体制内工作的地位会更高一些。当然在体制内工作,你每天的工作内容可能是相对重复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没有意义,我现在也还在一个心态上调整、适应的过程中。我觉得去体制外工作的话,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它的收入和整个行业前景能与我现在的工作对标。但在秋招和春招的过程中,我没有拿到特别满意的体制外的offer,所以我还是考虑了体制内的工作。”(2022-15M-公务员)


也有被访者在个人喜好与未来工作生活发展前景的反复权衡中略带遗憾地选择了体制内就业。


“单从职业喜好上来看的话,其实我读研的时候很向往教师职业。但是考虑到辅导员未来的岗位变动,还有职位晋升或者社交面相对狭窄,公务员整体的职业规划路径更加多样。在各方建议下,包括我更多地考虑了自己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不是单纯地考虑职业喜好,所以我最后选择了选调。”(2020-6M-公务员)


“我本身挺喜欢我的专业的,但这份工作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都太大了,而且整体的工资待遇比起IT行业、一些研究所,还是不太行。我还想多活几年,不想在年轻时就患上各种毛病......我(回到)当时还是会优先选择一个稳定的工作。体制内的工作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优点就是稳定,可以保证我劳逸结合,有自己的生活时间。”(2021-8M-公务员)


4. 追寻:自我实现的预言


部分高校毕业生的性格特质、专业技能和工作期待与体制内工作所关联的稳定、秩序与专业性相耦合。他们早早地制订相关的目标与行动计划,坚定地走向体制内的就业道路,并收获极强的职业满足感。


“我从一开始更倾向于体制内。我希望从事一些能发挥自己能力的岗位的同时,为社会做一些有贡献、有意义的事情......我的性格相对稳重,可能很多人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去机关工作的,因为它的整体氛围是严肃的,需要一个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我的父母都是党员,他们也挺希望我能够进入体制内去当一名公务员。入职之后体制内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基本都是符合我之前的预期的,我对工作的归属感也很强。”(2019-3M-公务员)


有部分受访者对于某一类社会角色有种天然的“使命感”,例如中学老师或是高校辅导员这类工作性质较为特殊的职业岗位。


“当老师其实是从中学时期开始根植在我脑子里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就业方向。因为我从小学开始就会教我弟弟妹妹,当‘小老师’,后来我从本科就在教培机构教书或者当家教。在这个过程中我收到了很多的正反馈,所以我研三找工作那会就奔着教师编去了。我比较热爱教育这个行业,觉得自己擅长教书,天生就是个‘教书的料’,后来就顺理成章地回来当老师了。”(2022-16F-事业单位)


某“211”高校的毕业生在本硕期间,曾有多段学生工作的经历,尽管入职后他发现实际的工作内容相比学生时期更加“多且杂”,但他表示:


“我对辅导员这块工作非常地了解和熟悉,觉得自己大概能做得挺好,所以才会选择这样一份工作。我觉得这是我最擅长的事情了”。(2020-5M-事业单位)


五、理性选择理论下一流高校毕业生的被困与突围


理性选择理论尝试通过微观层面对个体行为的研究合理解释宏观层面的社会系统行为,包括行动系统、行动结构、行动权利以及社会最优四个基本概念[16]。以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为代表,该流派认为个体行动者的行动都具有价值偏好、目的性和功利性[17],是个体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获取价值或追求效益的过程[18]


行动者的“效益”不仅包括经济目的,还包括政治、文化、情感等目的[19]。不同层次的行动目的会产生不同的理性行动。我国学者丁波和王蓉将理性行动按追求层次的差异从高到低划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生存理性以自身的生存状况为优先考虑,经济理性以经济目的为首要目的,社会理性则看重实现最高层次的个体满足与社会价值的实现[20]


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同时,行动者又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21]。科尔曼将社会结构划分为市场结构、权威结构与信任结构三种类型。在后两种类型中,权力、社会规范和社会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22]。大学毕业生个体的微观就业行为是个体理性选择与宏观社会结构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23]


在理性选择理论中,社会资本广泛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被行动者利用以实现自身目标[24]大学生就业的动力机制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25]按照社会资本的形成原因划分,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包括先赋型社会资本和后致型社会资本。前者指从出生就获取的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家庭背景获得;后者指通过自身的社交网络不断积累的社会资本[26]。在高等教育场域,高校毕业生个体拥有的文化资本程度和资本转化效果是影响就业选择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27]


尽管被疫情打乱了学习、求职和生活节奏,在经过最初的混乱期后,一流高校的毕业生都成功渡过了这道坎,并坦言疫情并未对他们的最终选择造成决定性影响。将名校毕业生的就业行为置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中,这个群体选择体制内就业最根本的行动逻辑,在于其对个人效益最大化的追求。


这种追求包括了追求发展机会、承担家庭责任、满足求职偏好和情感需求等多样化目的。进入体制内就业的一流高校毕业生在满足自身理性需求的同时,也形塑了他们就业选择的行动逻辑。在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对研究样本的分析,本文发现一流高校毕业生走向体制内的就业选择可以归因为资源价值、个体特质、行动结构和行动后果四个方面的因素。


1. 资源价值


科尔曼将“行动者、资源和利益”称作行动系统的三要素。作为基本要素之一,资源是行动者进行行动的条件及保证[28]。资源价值是高校毕业生在相应的资源中所获取的利益,及其对就业资源与信息的掌握程度。以往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会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选择产生重要影响[29]


首先,名校的求学经历为这些毕业生提供了一张体制内求职的合格甚至漂亮的入场券,赋予了他们更多的选择机会。


“当你有学历的时候,你在就业选择的时候就没有很多限制,比如说可以参加选调。你可以选岗位,而不是被岗位选择。进来工作之后,我发现大家的学校也都挺好的。”(2022-12F-公务员)


(名校毕业生)当然有优势,一个很明显的感觉是,至少之前在社招投简历这关,投过的基本能中,面试官也会比较看重我的学历。”(2019-3M-公务员)


学历被作为筛选高精尖人才的第一道门槛,例如大部分省市有面向清北的定向选调计划。这种资源的偏向性在近年来越发明显,“进去之后发现同批入职的基本都是名校的毕业生,我们这批清华、北大毕业的都有,而且还有好几个博士”。(2022-12F-公务员)


其次,虽然通过考试进行人才选拔是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但在资格审查环节,会筛选过滤一批报名者,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优势在这一关键环节得到充分的发挥。学历背景在有些岗位是一个区分人才的门槛。


“辅导员的话,本科高校现在的基本要求都是硕士研究生,有部分比较好的一本高校的话,可能还需要双一流学院的毕业生,有一些可能还会区分专业。”(2020-5M-事业单位)


最后,在进入体制之后,这些精英学校的毕业生很快发现并不存在所谓的“躺平”选择,更多的人在职业适应的初期处于“仰卧起坐”的纠结状态,在长期激烈的竞争与短期放松的心情下继续保持着卓越的执行力,在工作岗位上交出满意的答卷。


关于体制内工作“清闲”或是“读书看报”的状态想象更多是由于入职前的既有社会想象与信息的不对等性造成的,往往在入职后的几个月内被迅速打破。但几乎所有人都对晋升保持着“佛系”的心态。


“是一个尽人事、听天命的过程。”(2021-8M-公务员)


豆友Sera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这并不是一个你做了规划就能够成功执行的事,往往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个人的能力只是最基础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人际关系、社会资本都是很重要的资源”。


2. 个体特质


在社会系统中,权利的分配是极其重要的问题[30]。科尔曼认为行动权利的获得取决于“权力以及他人的承认”[31]。在青年就业过程中,包括专业知识、技能素养和性格特质等在内的行动者个体特质,直接决定了行动权利的获得与行使。


大城市在汇集了大量资源和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孵化了众多的产业,也让年轻人拥有了更多就业选择的机会与想象力。但不同于大部分一流高校学生求学所在的一二线城市,回归三四线城市乃至小县城与乡镇在更多时候意味着“除了考公务员或是事业单位,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余地”。(2022-12F-公务员“体面、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体制内工作是小镇青年留在大城市维系尊严的一种途径,也是他们回归家乡证明求学经历的一种手段。一流高校毕业生兼具的自身能力,包括专业技能、综合素养、信息交互和思想认知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使他们有能力突破层层考试的选拔,成功进入体制内就业。


此外,进入体制内就业的工作选择,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毕业生的个人特质与所选工作岗位特点互相耦合的最终结果。


“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躺平的人,对工作的追求就是够我生活就行。实习之后更加明确了我对天天加班的抗拒,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强度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2022-9F-公务员)


“这份工作不太适合那种比较有野心的、想赚很多钱的人,但还挺适合我这种没有太大欲望的。”(2020-4M-国企)


“我不是那种有很强奋斗欲望的人,也没太大的冲劲去拼搏,更喜欢朝九晚五的平淡生活。”(2022-12F-公务员)


而体制内工作的事务性、流程性与相对低压力的工作状态恰恰符合他们的工作期待。


“我自己不太喜欢节奏快、压力太大的工作,性格偏向冷静,就业后分到的岗位就是偏向技术的,虽然在体制内工作流程比较复杂,干的活相对单一,但压力不算大。”(2020-4M-国企)


“我本人不太爱争抢一些东西,从本科到现在,其实整个人的状态已经很疲惫了,无法再高压运转下去。虽然我后来进来发现体制内的工作其实也挺忙挺累的,每天都要处理各种事情,但最起码可能不用那么操心,在短期内可以喘一口气。”(2022-14M-公务员)


3. 行动结构


不同的资源、行动以及行动的背景引起了社会系统内部不同的行动结构[32]。这些行动结构同样影响了不同社会系统内部的个体行动。高校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受到来自就业政策导向、家庭期待与社会文化氛围等行动结构的影响。


首先,疫情下的经济波动与就业政策导向让年轻一代更为看好体制内的就业前景。地方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可以从这几年出台的人才引进政策中略窥一二。三四线城市以及县城在人才争夺中开出了高额的岗位补贴和住房补贴来吸引中高层次人才的流入。例如,2022年5月,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引进了24名来自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包括4名博士和19名硕士入职基层工作岗位,对入选的博士毕业生的奖励最高达75万元[33]。这些就业政策进一步强化了高校毕业生对体制内工作的向往与追捧。


其次,家庭期待与自我实现形成一股合流,正在推动精英学校的“绩优生”走向一条合乎社会期待的道路。家庭氛围特别是父母的职业,往往对一流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选择产生缄默但深远持久的影响。


“我爸妈都是在体制内工作的,我爸觉得公务员待遇不错,而且稳定。从小他们就让我考回家当公务员,但我可能会比较叛逆,会有点抵触。可能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吧,我最后还是选择选调回家了。”(2022-12F-公务员)


“我肯定没有考虑过体制外的道路。首先我对公司的那种环境没有很大的偏好,其次因为我爸是公务员,所以他在这方面给我灌输的思想特别多。”(2022-11F-事业单位)


“父母虽然没有明说,但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吧。他们当然还是希望我稳定一点,离家近一点。”(2022-13F-公务员)


最后,社会文化氛围同样在不经意间规训着个体的行为选择。有受访者长期处于社会文化和同伴压力的凝视之中。


“我不允许自己有gap,我周围的人都太优秀了,每一个人都有很好的选择或者归宿。我自己无法承受‘被落下’的落差感,觉得是大环境不允许,可能这是中国式教育或者说是东亚文化环境的一个状态。如果空了一年,我的简历就会出问题。如果不是应届生,我就无法选调。我当时压力特别大,无论如何都不想让自己有这样的空档期。”(2022-14M-公务员)


此外,还有在钢铁森林里被“异化”的焦虑感反向驱动受访者走向体制。


“我每天挤着地铁去城市的CBD(商务中心区),在最豪华的大楼做着最卑微的工作。有时候加班回来,出了办公室,真的会有一种迷茫、孤独的感觉。可能北上广深都是这种感觉......在法院工作的压力也挺大,但相比于在律所,体制内所带来的那种归属感,或者是包容性,会让我觉得稍微没那么焦虑。”(2022-13F-公务员)


4. 行动后果


对体制内外入职后的就职体验和工作满意度的信息收集与价值预判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名校毕业生的就业选择。行动的后果会直接影响到这些名校毕业生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当他们做出合乎理性的选择后,个人的价值与工作的效能也达到了一种最佳的状态。在科尔曼看来,行动后果是为了达成“社会最优”(social optimum)状态(或称帕累托优化)[34]


尽管在此前的研究中,名校毕业生呈现出缺乏人生理想与职业规划的困境,但他们拥有更为丰富的就业资源与信息渠道,善于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并为之持续奋斗。他们在权衡利弊后做出合乎个体、家庭与社会期待的最优选择。他们的最终选择往往受到先前的求学、实习或是工作经历的直观影响。受访者小A在完成求学身份转化后,便提早做好规划:


“我觉得是在有限的选择里,去做一个最优解。走大学这条路的话,平台很重要。读博很重要的一点是做好规划和预期管理,我转博之后的想法就是之后进入大学做科研”。(2022-18F-事业单位)


有部分受访者在实习阶段明确了进入体制内工作的目标:


“我有体制内实习的经历,当时在一个事业单位的实习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让我对体制内更向往了。那个单位整体的工作氛围和指导老师都很好,让我觉得体制内能够做一些挺实际和有意义的事情”。(2019-3M-公务员)


此外,由于先前在体制外的一二线城市并不愉快的工作经历,相当一部分的受访者向家乡竞争相对较小的体制内工作岗位回流。


“职场让人身心俱疲,除了单纯地教书育人外,还需要与家长沟通,讲业绩。回来我家这儿的话,起码旱涝保收,还有寒暑假。”(2022-10F-事业单位)


“相比之前互联网公司的实习经历,体制内同事的综合素质高,你能感到大家是互相尊重的,沟通得很顺畅,工作氛围会比较好一点。”(2019-1F-国企)


当然,择业行动发生后的求职经历同样影响着他们的就业行为与心理变化。尽管在入职初期产生过离职的念头,但“工作久了之后,体制内的工作就像有了一个沉没成本似的......你的工作经验可能在你跳出去之后是失效的”。(2021-8M-公务员)


“工作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都超乎你的想象,你永远没法预测到未来的工作会遇到什么。”(2022-11F-事业单位)


不过在经历最初的职业适应期后,大部分人转向享受这份在外人看起来“体面”“旱涝保收”的工作。


六、结论与讨论


体制内求职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中绝不是一条臆想中的“退路”,更多时候已经成为了名校毕业生,特别是小镇青年通过考试来替代人生抉择的最优解。这个擅长通过考试来获得竞争胜利的群体往往又更为顺利地流向体制内的工作岗位。


通过对该群体就业行为的研究发现:第一,名校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就业,一部分人是在迷茫与困顿中顺势通过考试选拔流入了工作岗位,一部分人则是更为积极地结合个人性格、能力与知识水平主动走向工作岗位。第二,名校毕业生对资源价值、个体特质和过往经历的权衡是其做出最终就业选择的关键内部驱动力。第三,社会的制度结构、文化氛围和最优期待也同样形塑了精英大学生走向体制内的择业行为。


本文所采取的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视角,关注行动系统、行动结构、行动权利及社会最优四要素,往往因为忽视行动者的偏好、心理预期、感性选择和社会网络等因素对个体行动和社会行动的制约而受到诟病[35]。因而,本文并未大幅涉及青年的就业认知与就业心态等个体感性层面的分析。此外,受到研究方法及研究样本的限制,本文不能代表所有一流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心理和就业行为。


当前高校毕业生扎堆参加考公考编的体制内选拔考试的就业现象突出。在岗位有限的情况下,大批青年可能长期处于待业或失业状态,这无疑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与损耗。本文通过这些样本,折射出新时代中国青年在面对就业市场时的困境与冲突。我们尝试从高校建设、人才培养和就业指导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作为优化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环境的探索。


首先,在高等教育阶段,除了大力建设一流高校外,我国还需进一步建设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提升后者的层次与培养水平,吸引更多生源流入,避免就业前置阶段的互相倾轧。高职院校应承担起赋予在校生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职能,形成不同类型的毕业生异质化良性竞争的求职局面。


其次,学校、企业和政府合作共同培养人才,为高校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项目和专业对口的求职机会。更多实习机会的提供意味着学生在求学期间就能接触到真实的工作环境,为之后的职业规划和求职就业铺好道路。


最后,在就业难背景下,帮助高校毕业生突破就业信息滞后甚至匮乏困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突破口之一。大部分学生在进入大学,甚至在毕业之际仍缺乏具体的、明确的就业规划,这对于毕业生就业是非常不利的。高校的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需要切实发挥作用,面向全体学生,特别是毕业生提供包括面试技巧、行业形势、招聘信息等在内的全方位、多类型、宽领域的就业培训服务,以缓解高校毕业生规划缺乏、求职扎堆、就业失利等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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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方洁(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翁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科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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